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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自然美

来源:腾讯网 文/杜学敏  发布日期:2020-03-28 19:07

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天然(成)之美”观念无疑源于同时视自然与自然美为宇宙本体和天成境界的老庄——尤其是庄子思想。老庄著作出现过“自然”(《老子》五次,《庄子》八次)、“天成”(《庄子·寓言》)而未见“天然”,但其中表达“天然”、“天成”之意的“天”和含有“天”的合成词分别约有三十多和二三百个。——编者按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自然美

资料图

拙文《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基本特性》曾结合“自然”所具有的自然界与内在天性两种含义将有史以来人们欣赏的“自然美”概括为作为自然界之美的自然美与作为内在天性之美的自然美两种,并指出:“前者是在围绕自然事物并有其意象或意向性对象生成的自然审美活动中产生的美,此种自然美主要在西方美学史中最早得到明确关注与研究,从而成为虽不像艺术美那样显赫但依然源远流长的美学范畴之一;后者是一种体现出无意、无法、无工的天然天成之美,并融铸成一种美在自然或自然为美的自然与自然美观念,此种自然美尽管在中西美学史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却是涵盖自然、艺术、人生社会诸多审美领域的中国古典美学特别是道家的一个核心审美范畴。”[1]

中国古典美学更加热衷于讨论的内在天性之美的自然美,且常被更简明地表述为“天然”、“天成”或“天然(之)美”、“天成(之)美”。本文正是对与流行的自然美即作为外在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相区分,同时贯穿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自然美范畴——天然、天成(之)美的专门研究。

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天然(成)之美”观念无疑源于同时视自然与自然美为宇宙本体和天成境界的老庄——尤其是庄子思想。老庄著作出现过“自然”(《老子》五次,《庄子》八次)、“天成”(《庄子·寓言》)而未见“天然”,但其中表达“天然”、“天成”之意的“天”和含有“天”的合成词分别约有三十多和二三百个。魏晋哲学家郭象(252-312)为《庄子》做注则既屡言“自然”,也常讲“天然”。其《齐物论》“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注云:“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下)。在郭象看来,庄子所谓天籁不过是天地万物自身未经人工干涉而自然而然发出的声响。尽管“天然”言“天”,“自然”言“自”,两者其实殊途同归,皆指事物的自在天成本性。“天然即自然,自然即天然”的观念实际也是庄子本人的思想。如前所述,庄子所极力推崇的与道为一的“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天地“大美”、“至美”、“纯美”实乃事物内在本性的天然天成之美。

正是差不多从郭象所处的魏晋时代——用宗白华的话讲,“这是美学思想上的一个大的解放”的时代,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2]的时代——开始,庄子所阐发的与道合一的作为天地大美的“(内在)自然”、“天成”或“天然”美明确成为一个涵盖自然界、人生社会、艺术等诸多审美领域的核心美学范畴。

一、自然界的天然天成之美

对于以自然界及其一切天工造物为审美客体的自然审美活动而言,天成天然之美意味着人们所欣赏的自然事物与自然现象必须是绝对的天然天成,或如康德所言必须是自然或被认为是自然,以便人能对美本身怀有一种直接的兴趣。此种内涵的天然之美,在欣赏时往往同与艺术美相对的一般意义上自然美结合紧密而不易识别。但稍做思考就可发现:只要是平常针对大体纯自然事物而言的自然美,人们欣赏的不仅是自然物外在的形式特征,也包括其自然而然的内在天性或本性,两者其实互为表里地构成了寻常所谓自然美的实际内涵。人们因此常常在着眼于自然物自身追究其之所以美的原因时,将它归结为其自然的本质属性,从而相信此种美是客观而自在的存在。甚至崇尚自然的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老庄)有时还将它上升为宇宙间的一种普遍法则,进而赋予它一种至高无上、自足自在的本体论意义与地位。

因而,“审美性的自然观”在中国魏晋六朝时代的蔚然成风,不仅表现在对自然界自然山水外在形式的自然美的自觉而普遍地赏玩、热爱、流连与追逐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自然事物、自然山水、自然风景等本身的自然而然、天成天然的内在本性的自然美及其玄理的欣喜、体察、感悟与审美类比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前者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或目标。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顾恺之所描绘的“山川之美”应该说首先指会稽一带岩壑草木云霞侧重于外在形式的自然美,但也明显包含着对其中所蕴含的大自然无限的生气与生机等内在本性之美,即内在天然天成自然美的喜爱与陶醉。这个时期的杰出人物谢灵运与陶渊明更是显著的例子。可以设想,倘无对大自然与故乡自然景物(谢灵运《登池上楼》所谓“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及其自在天成本性的热爱(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所谓“性本爱丘山”),也无对其居住地永嘉和柴桑附近一带自然山水与田园美景的亲身游历感受与欣赏,二人就不可能写出其著称于世的大量山水诗和田园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所谓“自然”其实正是自然而然的闲适状态。清代叶燮曾说:“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已畦文集》卷六《滋园记》)这里作为“物之生而美”之“本”的所谓“天”与“天自有之美”就是自然界事物的自在天成本然与自在天成本然之美,也即天然与天然之美。

二、人生社会的天然天成之美

“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红楼梦》第十七回)对于主要由道家思想开辟的一种中国自然论的审美文化来讲,完全是人为的活动或凭借人力而创造出来的人工之物却偏偏要追求一种浑然天成、好似天然的理想效果,从而实现一种人工努力与天工自然互不抵牾且能融合为一的审美境界。

所以,对于以人的言语行为等社会事物与活动为审美客体的社会审美活动而论,天成天然之美既意味着对必须是天真素朴而无伪无饰的人的言行的从旁观照与激赏,更意味着人各种生活的自然化和对本真天成的人生自由境界的亲身抵达与乐在其中。这两方面均具道家特色的内在自然美,前者是对超道德的本真自然人格的审美欣赏,后者则是对超道德的自然天成境界的审美创造。

对此,“一部名士底教科书”(鲁迅语)《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大量魏晋轶闻轶事就给我们提供了十分生动的佐证材料。如:“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德行》)“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任诞》)“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这些不无夸张奇特怪异在当时却很正常的行为,其实反映的是从魏晋开始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所欣赏的生活方式,所执着的人生态度,所赞美的言谈举止”[3]。此理想境界、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言谈举止的核心显然正是自在天成、自然而然。

三国魏哲学家嵇康(224-263)在当时“名教”与“自然”之争的背景之下,曾对此给予深刻的理论阐释:“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以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动以自然,则无道以至非也。抱一而无措,则无私。无非兼有二义,乃为绝美耳。”(《释私论》)[4]嵇康之所以有不同于“名教本于自然”(王弼)、“名教出于自然”(郭象)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因为他建基于老庄道法自然、崇尚天地大美境界的自然人生美学观:以超越是非、心无所系、通达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为美,以抱朴返真、顺任自然、复归大道为大美(“绝美”)。

“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庄子·刻意》),“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焚书 童心说》)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天然之美的核心其实全在一个“真”字,因为真就是自然。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5]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讲,在社会生活中崇尚天然天性之美也就是“人的自然化”。但所谓“人的自然化”并“不是要退回到动物性,去被动地适应环境;刚好相反,它指的是超出自身生物族类的局限,主动地与整个自然的功能、结构、规律相呼应、相建构”[6]。

这里须强调:对此种自在天成、自然而然的生活境界的欣赏与践行并非是君子、贵族、哲学家的专利,亦非仅仅是一种所谓魏晋风度或名士风流。只要人不丧失一颗“童心”,“复归于朴”(《庄子·山木》),就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它实际常常可以普遍地贯穿于不同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劳作娱乐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艺术品的天然天成之美

对于以一切人工生产出来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艺术品为审美客体的艺术审美来讲,天然天成的自然美意味着对一切人工技巧的超越,所谓雕缋满眼而浑似天然。一件艺术作品并非天成天然之物却会引发类似自然天成天然之物的感叹与审美效果,这使自然天成的自然美成为一流艺术品的标志,成为所有艺术永远需要效法的标本,也常常成为衡量一件艺术品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

钟嵘《诗品》和《南史 颜延之传》中分别记载的时人对谢灵运诗与颜延之诗的品评及其所引发的“颜终身病之”的缺憾就是明证。“如芙蓉出水”、“自然可爱”的谢诗同“错采镂金”、“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的颜诗的分野是:谢诗表现出一种天生丽质、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及天成天然的美,颜诗则表现出一种讲究辞藻、铺张雕琢的艺术风格及修饰人工的美。按说作为均系人工只因审美趣味差异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艺术美风格,二者应当享有平等的艺术地位。但大自然及其天成本性永远相对于人的优先性,不能不使人工痕迹过于明显的完全人工型艺术逊色于虽系人工却显自然天成的自然型艺术。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及备受人赞誉的李白诗歌自身的风格,更给此种自然型艺术美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板。请看来自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相关论述:

对于诗:“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李白《古风》其三十五)“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

对于词:“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乃造平澹耳。若使语意澹远者,稍加刻划,镂金错绣者,渐近天然,则骎骎乎绝唱矣。”(彭孙遹《金粟词话》)“于逼塞中见空灵,于浑朴中见勾勒,于刻画中见天然,读梦窗词当于此着眼。性情能不为词藻所掩,方是梦窗法乳。”(周尔墉批《绝妙好词》)

对于曲:“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吕天成《曲品》卷下)“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

对于文:“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苏洵《仲兄字文甫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陆游《文章》)“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之十二)

对于画:“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繇述作。”(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

对于书法:“故得之者,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而善学者乃学之于造化,异类而求之,固不取乎原本,而各逞其自然。”(张怀瓘《书断·行书》)“天然:鸳鸿出水,更好容仪。”(窦蒙《语例字格》)

对于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计成《园冶·园说》)

那么,作为中国美学重要范畴的自然天成之美或天然美究竟具有怎样的审美内涵?除了以上所论之外,可从否定视角归纳为无意、无法、无工三项[7]。所谓无意,即无意识、无目的、自发性、非功利;所谓无法,即对有悖自然的人为规则的否定、消解与超越;所谓无工,即非人工、不造作、非肆意、非过度。

这样,如上所述,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美相对的艺术美,从对立的意义上大致可分为人工性特征突出的人工型艺术美和将人工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自然型艺术美。在原本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8]的“芙蓉出水”的自然美与“错采镂金”的人工美之间,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之所以选择前者而非后者,无非是因为:天成天然的美永远既是人需要效法的宇宙本体,也是值得人切实追求并实现的天地境界。

总之,对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美学而言,作为内在天性之美的自然美具有三个层面的不同内涵或表现:(1)作为宇宙本体论美学范畴,自然(美)即天然天成,是天地万物自在自足的本然状态;(2)作为社会存在论美学范畴,自然(美)即自然而然或“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人生最高境界的自由状态;(3)作为艺术及艺术美学范畴,自然(美)即“芙蓉出水”(与它相对的是“错彩镂金”),是艺术的审美理想或最高境界。

天然、天成甚或自然之美不仅是贯穿中国传统美学独立的重要范畴之一,而且与其他众多范畴如“真”、“平淡”、“朴拙”、“本色”、“空灵”、“意境”等等一起,形成了一种相互渗透交叉的亲密关系,从而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

对人类而言,与内外在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基本问题。幸运的是,人类能够拥有一种悠久而普遍的经验形态,它既非狂热的自然宗教崇拜,亦非不计后果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盘算;它不仅体现为对外在天地自然物的由衷赞美,而且表现为对宇宙万物内在自然而然天然天成天性的真诚渴望。这就是自然审美与自然美。

文章原标题:天然天成之美: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自然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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